在开国将领中，许多人出身贫寒，受教育的机会寥寥。虽有少数人读过几年的私塾，或上过几年的初小和高小，但接受中学教育的就更少了。更有甚者，像王六生少将这样，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都是在革命队伍的磨砺中学习文化知识。

王六生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六而得名，其名字简洁而易记，正如他的家庭背景一般朴实无华。秋收起义的火焰燃起后，年仅10岁的他便加入了儿童团，投身于改变国家的洪流之中。到了1930年，年仅13岁的王六生在背着父母的反对下决定参军。他在报到时将年龄多报了三岁，尽管外表并不符合16岁的标准，部队还是将他接纳，并没有让他加入战斗部队，而是安排他成为一名司号员。

在部队中，王六生从一名普通的司号员转变为司号长，历经了六年的成长。随着部队的进军至陕北，中央红军重新恢复了编号，各级的领导班子也随之调整。王六生被调任为红一军团红四师第十二团二连的指导员，开启了他在革命事业中的新篇章。

在土地革命的时期，能够担任政工干部的成员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，必须能说会写。换句话说，基本的书写能力和文化底蕴是必不可少的。很多红军中的政工干部，回顾历史时，发现他们大多都有受教育的经历，许多人在抗战后期转入军事指挥领域。然而，王六生既没有上过学，又具备怎样的能力成为指导员呢？

这得益于他在部队里的自学。尽管行军和作战的任务繁重，王六生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文化知识，日积月累，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技能。时任红四师十二团总支书记的欧阳文在回忆录中提到，王六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是他一笔一划地为王六生教授写字的基础。政治课上，欧阳文首先给他讲授内容，然后王六生再向其他战士讲解，欧阳文则在旁聆听并纠正遗漏之处。

虽然欧阳文的学历也不算高，仅上过四个月的高小，但他曾读过私塾，具备基本的书写能力。正是这种手把手的辅导，加上王六生本人的刻苦努力，使得他在未来的革命生涯中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知识。在抗战时期，他担任了连指导员、营教导员、大队政委、团政委及军分区政委等职务。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他的职务更为重要，历任团政委、师政委以及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。解放后，王六生又先后担任军政委、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副政委，逐渐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。

1971年，当武汉军区的政委刘丰去职后，上级就提议让南京军区的副政委王六生调任武汉军区政委，经过四年的任职后，1975年他被调往工程兵担任政委。1982年，随着军队进行精简改革，炮兵、工程兵、装甲兵这些单位都缩减为正军级，并在总参的直接领导下，王六生等兵种主要领导逐渐转入了二线。